饶毅呼吁:怎么招聘爱因斯坦?中国人才问题最大障碍王伦文化……

文/饶毅

（1962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著名生物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任、生物学讲席教授）

来源/饶议科学

有些文化，因为太根深蒂固，不进行比较，被同一种文化浸润太久的人们，常常难以知晓。

今天，“国家进步的核心是人才”、“国家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等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而国家给予前所未有的支持，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

但实际上，收效低于预期。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忘记了王伦文化，错误地认为自己年资越高回国越容易，而事实是相反。所谓获得诺奖后的情况，实际不仅人数少，而且缺乏实际支持。

在体制和文化改变之前，回国以年轻的为主，只有少数单位欢迎和支持年资高的回国。这种问题，不是个别单位，而是社会普遍的问题，包括有些人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老师回国也明里、暗里抵制。这种问题，也绝不是今天才有。

在我国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今天，在国外越来越多科技人才成为高年资科学家、学者的情况下，没有大力度的体制克服文化障碍之前，将会出现高年资人才绝大多数只能留在国外，而回国只有低年资的长期问题。

【一】令人感叹：爱因斯坦是如何被引进的

二十世纪初，德国物理学鼎立世界最高峰。这一高峰是几代德国科学家互相支持、优秀传承的结果。

最近读到普朗克的传记（Max Planck，1858-1947）。他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物理学领袖，特别是他在1900年的工作被普遍认为开创了量子力学。能斯特（Walther Nernst，1864-1941）是德国物理和化学家，特别是提出热力学第三定律。

普朗克当时认同德国的所谓雅力安，而且有很多保守的观点，也曾被认为后来反对希特勒不够。但他相对公正而爱才，对被德国所谓主流文化所鄙视的犹太人，长期提供帮助。对爱因斯坦(1879-1955)，从一开始就支持、呵护。对犹太女物理学家Lisa Meitner也长期帮助，虽然普朗克并不支持女性普遍参加工作。

1913年，55岁的普朗克和49岁的能斯特携妻子，带上聘书专程从德国柏林到瑞士苏黎世，邀请34岁的爱因斯坦去柏林工作。他们给的是柏林学术界最高年薪，高于德国科学界的领袖，高于两位同行的年资更高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说，请两位和夫人先乘电车环游苏黎世，游玩后，爱因斯坦将在电车站恭候，如果手持红玫瑰就是接受邀请，如果手持白玫瑰就是婉拒邀请。

结果是红玫瑰。

【二】王伦文化在科学上延续

中国的人才问题，最大障碍是《水浒》中著名的王伦文化：无论国家如何三令五申，各单位领导普遍只招聘和支持要么水平低于自己、要么年龄低于自己的人，而基本不支持水平高于自己、年龄大于自己的人。

因此，虽然国家心急如焚，而单位总是很慢：领导确定了水平，如果要提高，也是等年轻很多的人逐渐成长起来，最好是单位现任领导退休之后成熟。

这种文化有很长的传统。

五十年代华罗庚回国，也立即遭遇了这一文化打出的闷棍。华罗庚不仅是当时，就到今天也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几位世界顶尖数学家。他从美国UIUC回国，国内说好请他任首屈一指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的系主任各方面都不如华罗庚，该系主任自己也提出请华先生回国就任。而华罗庚回国后，被其他著名的、但学术水平不如他的科学家所暗算，那些人不让当时的系主任退，使得华罗庚无法回其母校清华任职，后来只能在科学院数学所。

【三】中国学术界现状

近四十年，中国多次因为科技人才而推出多种人才计划。做的好的只有一次，其他都比较差。

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因为青黄不接，国家即使在经济不够宽裕的情况下，也加强投入。而很多单位也急切地引进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一批30-40的年轻人，很快得到各方面优于年资更高、年纪更大的科学家的支持，稳住了一批人，建设了一些机构。那一时期，人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

而其他时候，由回归王伦文化为主导。尤为触目惊心的是现在：国家需求很大，给予的支持很多，而大部分单位旧态复萌，王伦文化主导。

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职工接近7万人、研究生接近8万人，十几年来全职引进曾任国外正教授不仅比率低，而且绝对数量也很少，估计低于10人，平均十个所一位、7千职工一位、8万研究生一位。

大部分科研机构和高校，低于这一数量和比例。

【四】几个例子和比较

招聘高年资教授力度最大的，2005年至2015年左右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

目前，招聘高年资教授力度最大的是西湖大学，其次是北京脑科学中心。

很快，新成立的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可能在医学科学方面领先全国。

北京大学理科的规模小于科学院的十分之一。但它从2007年到2019年招聘全职到位的国外高年资科学家逾10位。从理科人才的比例来说，超过科学院十倍。在生命科学方面，当时在NIH的程和平、肖瑞平夫妇在我到北大之前就在北大兼职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听说我全职回国，他们提出将研究所交给我。我请他们继续兼职，而且给予研究所更多力所能及的支持、改变生命科学学院以前对分子医学所的不够合作的态度，他们后来全职回北大。UCSF的物理学家汤超在李政道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理论生物学中心，汤超兼职主持。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成立，我请汤超全职回国，实际主持CLS北大部分。2013年我和北大请UCLA的吴虹回国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成立仅五年、迄今只有32位研究员的北京脑科学中心，有六位非华裔外籍科学家、有五位高年资科学家。远高于同类的研究机构。中国很多条件更好、历史更悠久的研究所从无非华裔的外籍科学家、从无国外担任过副教授以上的高年资科学家。

西湖大学，现在是全中国招聘高年资科学家绝对数量最多、质量最好、比例最高的机构，真正迈向小而精。

北京市对所有在北京的机构招聘科技人才、招聘各个年龄段的科技人才，给予很大的支持，是全国在人才工作最努力的地区。

【五】理由还是借口

大部分单位，招聘年轻人的工作一般还是很好。

但招聘的人如果水平或者年龄高于单位领导，问题就很大。一般单位是不积极的。突出的不仅是中国科学院，而且最近北京大学的招聘也明显减慢，特别是在高年资方面，不够积极。

年龄大，如果确实无法发挥作用，当然是一个理由。如果可以发挥作用，就不应该是理由。

但年资高本身，不应该是理由，即使领导心理有障碍。

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写

2023年4月8日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