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还是用二八定律来说一说吧。
百分之八十是个人原因，百分之二十是工作原因。
个人原因非常的具体，每个女性都会面临，每个离开家乡工作的人都会考虑。
2013年我入职法院，2017年我家大宝出生，2019年我家二宝出生，同年，我家大宝被诊断出孤独症，同时我爸突然暴瘦，体检查出糖尿病。
大宝出生后，我妈和我爸就两地分居，我妈一直帮我照看孩子，我爸基本算是独居生活。2019年我家大宝诊断出自闭症后，我妈就带着大宝在康复机构做康复训练，期间换了四家康复机构，一直到2022年底，从没有间断过。
我公婆在二宝出生前就过世了，所以带孩子一直依赖我妈，二宝出生后，还请了我姨姑来帮忙。
这期间，我就考虑过辞职的事，但辞去公职的阻力非常大。
2022年初，我姑父冠心病突然离世，让我爸也感到身体的压力，主动要求体检，之前每年喊他体检他都要推三阻四。结果我爸这次体检又查出高血压，高血脂，心血管狭窄。
我爸每天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吃太多药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伤胃，所以他总是说烧心。虽然这次没有做心血管支架，我还是跑了各个科室，给他调了药，但是心里忧虑却日益加深。
我考虑了很多，这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牺牲多少来维持。
首先是父母晚年相互陪伴的时光，然后是父亲独居可能的意外结果，还有孩子一去不返的成长时光和黄金康复期。
最后，我想明白了，我有能力，工作肯定会有的，只是没有父母想象的那么稳定而已。用一份稳定的公职工作的牺牲，换取父母和孩子的牺牲，是值得的。牺牲的工作是可惜，但父母孩子的牺牲却会成为遗憾和后悔。这些可能伴随余生的情绪，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所以在2022年7月份，我提出了离职申请。虽然后面和家里大吵了一架，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2023年初，我妈就回老家了，我开始自己带孩子。
工作原因，我只客观说说自己在法院十年的经历，理解的人都理解。
2013年8月，我进入法院，任书记员。
2014年，司法改革开始，我8月转正后定为副科级，按往年的正常流程，应该进入法官学院进行预备法官培训，但那年在重庆被搁置，我继续做书记员。同时，成都法院的同学走完正常的法官学院培训流程，任命实习助理审判员，开始办案。
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改革，大量案件涌入法院。
同年， 我进入法官学院进行预备法官培训，完成培训后，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实习），开始独立办案。成都法院的同学经人大任命为助理审判员。
2016年4月，助理审判员实习期满，人大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我又做回书记员。
2017年，审判员套改为员额法官，部分助理审判员套改为员额法官，部分助理审员套改为法官助理，我也套改为法官助理，级别比部分助理审判员套改的法官助理还要高，法官助理套改级别对应之前的行政级别，之后法官序列等级不再适用行政级别。套改完后，有办案资格的人员大幅减少。
2018年5月，在我休完产假回到民庭上班满半年后，我从民庭调到执行局，搞执行攻坚工作。
2019年6月，二宝出生休产假，成都法院的同学来看我，已经入额。我还不符合员额法官招考条件。当时还在采用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员额法官报考条件是任命法官助理满五年，经人大任命过助理审判员满三年。
2020年，法院繁简分流。大宝的康复训练，二宝的哺乳期，执行的繁琐工作，压力巨大，辞职想法愈来愈强烈。
2021年6月，我从执行局调回办理繁案的民庭。基层法院收案标的从最高1个亿调整为最高5个亿，继立案登记制后，基层法院案件数量进一步增加。
2021年底疫情前后，通知我可以参加员额考试，知道自己是陪考，没有任何准备甚至连考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笔试考场，笔试不合格，没有入额。
2022年8月，提出离职。带大宝去上海检查，医嘱还是康复训练。
同年，成渝金融法院成立，可以看到，85后成都同事已经是资深员额法官，85后重庆同事要么刚入额，要么还是法官助理。
2023年2月，办完所有离职手续，3月，工作收尾，完成所有工作交接。
我离职前，无纸化办公开始推进，我离职后，提出干部年轻化，要多提拔90后干部。
我离职时，基层法院同事在十年间增加了一倍左右。
我刚入职时，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人均收案在200多，两人合计400左右，各自开庭写判决。
我离职时，我与我所跟员额两人收案合计700件上下，员额不是在开庭就是在去开庭的路上，不是上班写判决，就是下班写判决。
以上十年生活工作的经验，我有一些不多的感悟。个人的命运，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展开，你做出的选择，可以影响你一段时间的命运走向，却基本挣脱不了时代大步走去的方向，同时生活也会时不时给你一个盲盒，你开出的可能是幸运，也可能是不幸，你无法拒绝，只能接受。
我为什么从法院离职，因为八分家庭生活的不易，二分基层工作的艰辛，只希望在时代大背景中，新的选择，会带来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