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方言

2019年1月，老南开口述史采访团队（纪录片《南开百年传奇》摄制组）在广州参加重庆南开中学1944级在穗校友及家属聚会时留影。前排中老者为李汉浩先生

旅居台湾的天津南开中学1939级（今称“届”）校友公孙嬿（查显琳），对南开母校一往情深。他曾撰写《南开校庆忆南开》一文，谈到南开的校园文化，文中这样说：

      还有一点可提的，过去我和在台学长高一峰（鸿年）谈过，凡“南开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在普通话中夹杂着天津卫口音，一听他开口，就知道是不是南开的。比如以前的立法院长张道藩、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司法行政部长查良鉴、段茂澜大使……甚至周恩来总理、戏剧大师万家宝（曹禺）等位先贤，说的都是南开话。

这段话也许看着平淡无奇，实际上大有可说。当年的南开学校，无论大学中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除了新疆、西藏以外差不多所有省份的学生都有，还有少部分学生来自南洋乃至美国西海岸。南开的老师也来自不同省份，如中学主任喻传鉴是浙江人，大学主任黄钰生是湖北人，女中主任梅美德是原籍广东的华侨。在这样一种校园环境中，只有说普通话才方便交流，现在全国招生的高校也无不如此。但是当年南开形成了自己的“方言”，可以说校内自成“方言岛”，这就是很有特点的了。“南开话”根柢里是普通话，但也融合了天津方言的口音，这说明南开人对学校所在地天津是有文化认同的，想来很多校友在校也学会了说天津话。这可能进一步说明，南开人对天津本地社会了解是比较深入的，外地外省的校友是愿意融入在地社群的。

如果我们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地方著名高校的风气和老南开作下比较，就可以更深地体会现代的学生、校友和当年的差别。

地方著名高校基本是副部级单位，行政级别和计划单列市平级，甚至高于许多省会城市。在这些学校里不太有研究地方文化、地方课题的氛围，学校和所在城市各过各家，师生和市民往往缺乏沟通、交流和相互认同，愿意学本地方言的学生并不太多。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开大学为例，笔者是当时大学生活的亲历者，外省同学是很少学说天津话的，有的同学认为天津话太土。来自上海的同学不太看得上天津，常自成小圈子，聚在一起讲上海话。很多同学大学四年除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大以及主要商业区外，没有去过市内的其他地方，郊区郊县更不在话下。

私立时期南开的学生，则和天津本土社会有着深度的交流。学校开设了“社会视察课”，广泛调研工厂、报馆、银行、政府机关、矿井等。南开经济研究所对天津的手工业、物价指数等有深入的研究。应用化学研究所、化工系深度参与了本地化工产业的建设。此外自中学阶段开始，南开就有学生开办了平民小学，最早的贫儿义塾是1915年开办的，这些学校为穷人家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有了这样一些深度的交集，学生们对天津这座城市、对它的文化历史以及市民产生感情、产生认同就不奇怪了；大家说普通话带天津味并形成“南开话”，也就很自然了。

1936年，张伯苓校长在重庆创办了南渝中学，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办学转向了西南。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源当然和天津南开中学有一定差别，华北的生源不再占据主流，四川、重庆本地的生源比例较高，从江浙、两湖来的学生也不少。江浙等地人在四川被称为“下江人”，因为家乡经济上较为富庶、文教发展水平较高，当时他们和本地居民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内，一开始两边的学生也有过矛盾，甚至发生过打架事件。但没有过很长时间，这种矛盾就大大淡化了。原因之一是南开非常具有平等精神，地域歧视、出身歧视在南开没有市场，随着学生渐受熏陶，这些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原因之二是外省来的同学们很快都学会说四川话了。所以，重庆南开的“南开话”和天津的就不一样了，不再是带有天津味的普通话了，而是原汁原味的四川话。本省外省同学说一样的方言，省籍的地域隔阂感自然就不存在了。

重庆南开1944级李汉浩老校友是《四四萍踪》级友活动的骨干，他曾这样回忆：

我39年插班进重庆南开，我的二哥他在天津南开已经上了两年了，所以满嘴都是天津味。从天津南开中学转到重庆的，就是比我哥哥他们那一班还高一点，他们那一帮当时跟四川同学矛盾比较大，那是说实在的，要客观地看的。这个就和天津碎嘴子有关系，天津人就是那样，好像说起来觉得了不起，看不起四川的土包子。四川同学也不服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闹矛盾，公开吵架、骂的都有的。上海专门有一个上海帮，郑世德他们那些都是上海帮，上海帮少林脾气少林作风，他们在一起上海话一讲，对外地人看不起的。上海人就有这个毛病。天津南开来的差不多，但是天津那帮他们又合不来。当时在学校里郑世德跟我是两码事，他是上海帮，他们在一块说话都是上海话，对我们那些人不怎么太亲近，对四川人更看不上。

但是我们那个年级以后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因为我们自己都学了四川话，大家都讲四川话了。我们年级各个省的都有，而且外省的同学总的来说比四川、重庆的还要多，就没有什么隔阂了。郑世德跟我后来很好了，他到上海交大我们又是同学。

李老的回忆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讲四川方言对改善同学关系、消除地域歧视、增强同学凝聚力的作用。各省的学生都学四川话，表明他们对四川、对重庆都十分认同了。《南开百年传奇》摄制组曾采访过多位李老当年的南开同学，他们普遍会讲四川话，有的如黄拯民，本身不是四川人，却讲了一辈子的四川话。1994年南开90周年校庆，许多老校友从世界各地赶回重庆参加纪念活动，原籍湖北的1949级校友陶恒生先生（历史学家陶希圣先生之子）长期住在美国，已经有40多年没有回重庆，他发表讲话时就讲的四川话。他早就把重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隔了近半个世纪四川话也没有生疏。

李汉浩老校友大学上的是上海交大，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交大的校庆活动，平时跟交大的校友联系也不多，他说的“同学”基本指的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为什么他对交大认同不够呢？他也专门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南开的精神是平等低调的，交大有不少上海同学，往往盛气凌人，看不起他们这些外地“土包子”，也不太跟外地同学玩，经常聚在一起讲上海话，这让他很不习惯。所以他对交大、对交大校友的认同感就比较有限了。[编按：这是李老的个人体会，他南开到交大的同学如刘鹤守，对交大还是很有感情的。]

南开的教育思想是非常成体系的。校园方言、学讲方言这个事情，其实也体现着“允公允能”的校训精神，和学校其他方面的校园文化、和“知中国 服务中国”、“土货化”等思想理念也是一致的。南开人内部凝聚力这么强，而且能迅速融入工作，融入新团体，融入新环境，能和基层人士打成一片，都不是偶然的。

封面照片：李汉浩老校友（192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