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还拿不到养老金,韩国老人慌了

2021年，当韩国被联合国贸发会议评定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来自经合组织的另一项数据却表明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贫困率为40.4%，这一数字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14.2%）的近3倍。

57.7%的韩国老年人退而不休，他们必须继续工作以赚取生活费。在企业强制退休的惯例下，劳动者的退休时间与国民养老金领取时间存在着5~10年的空档期，如果不继续开启第二事业，他们将面临这期间的零收入状态。

即便不提收入空档期，韩国国民养老金的替代率（退休前平均收入与养老金收入的比例）也是杯水车薪（仅为31.6%），约为OECD平均水平（50.7%）的三分之二。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的一大趋势，如今几乎全世界都面临着老龄化。然而，在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这一现象呈现出焦灼的复杂。

2022年底，韩国以21.8%的老龄率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一方面是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则是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新生儿越来越少。这意味着缴养老金的人变少了，等待领取养老金的人却在不断增加。据预测，韩国养老金库将在2060年耗尽，压力直接传递给了下一代劳动人口。

害怕退休，银发族二次就业

老了怎么办？在韩国，老人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老龄化的老虎:韩国的退休困境》这本书里，作者提到，2009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自杀率比1995年高5倍，10万个人里面有81.8个人自杀，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首。过早退休以及失业贫困，是老年人自杀的主要原因。

编者:[加]托马斯·R.克拉森｜[韩]梁允祯

译者:刘雪莲

退休，在韩国一直是个解不开的死循环。老年人之所以提早退休，是来自于韩国企业普遍实行的“强制退休”制度。一般刚入职的时候，员工便要与企业签订合同，约定一个退休年龄，这个退休年龄普遍在55岁左右。

有些员工甚至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被企业要求“荣誉退休”。

一个员工在企业工作到了一定年纪，企业便会启动强制退休惯例，让员工离职，并一次性支付一笔遣散费。

强制退休制度是终身雇佣制的产物。在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终身雇佣制培养了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与此同时，员工的工资也随着工作时间逐年上涨。

而到了一定年纪，雇主认为员工的生产率不能保持增长，就有了强制退休的惯例。如此一来，雇主只需要一次性支付一笔遣散费，就能抵消以工作年头为基础的加薪，保持既精简又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配置。

在经济飞速增长了二三十年之后，当初入职的职员已经逐渐迈入50岁门槛，残酷的局面开始出现。2011年，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常规退休年龄是61岁，在2033年后会逐年提高到65岁。这样的话，就存在5~10年的收入空档期。

继续打工是普遍选择。很多情况较好的人，会拿着那笔遣散费进行二次创业，开点小零售商店或者饭店，更多的人则进入零工市场，如保安、保洁、快递等服务行业。

但在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劳动市场的年龄歧视普遍比较严重，就算是进入零工市场，50岁也是个弱势年纪。于是，韩国还流行一种“四五退（45岁退休），五六盗（到56岁还在上班就是盗贼）”的说法。很多人选择在45岁提前退休，以期自己能在银发市场拥有更大的竞争力。

1969年至20世纪80年代，韩国工业快速发展。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退休福利制度。只不过当时韩国人口还很“年轻”，距离企业支付给员工遣散费还有很长时间，而政府只需要支付给公务员退休金，危机还未显现。

政府福利支出寥寥，一方面，是让国家财政资源集中在工业发展上；另一方面，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依赖出口，压低劳动力成本，可以让韩国制造产品更具备价格优势。

因此，家庭承担了大部分社会养老的功能。在韩国，儒家价值观为这种家庭养老提供了思想基础。实际上，韩国经济腾飞的实现，离不开家庭的巨大付出，例如家庭（以女性为主）承担了大量照料老人、抚育儿童的责任，以为国家准备大量工业化所需人才。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家庭危机”开始产生。在另一本讲述韩国家庭政治变迁的书籍《压缩的现代性》中，作者张庆燮提到了这种家庭危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甚至后现代文化并存，不同世代接触到这些文化的程度不同，导致代际关系紧张，冲突不断。”

这样的结果之一，是老年人面临着家庭靠不上、又没有公共福利兜底的局面。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在韩国，近八成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不愿与子女同住。2004年5月，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我国老人参与社会类型分析报告》写道，多数老人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尽到“父母责任”，让孩子完婚生子，至少也“给孩子留点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面的生活”“独立的人生”。

老年人再就业也是积极养老的一部分。（图/康健杂志）

养老负担变重

2021年，韩国人口增长率首次由正转负，达到-0.2%，此后人口连续下降。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口增长率到了3.0%的峰值，政府重点普及避孕方法，倡导“只生两个”的优生优育，当时独生子女家庭还能获得购房优待，三胎家庭还要多交税。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超乎专家的预料。1991年，韩国人口增长率为0.99%，然而到了2006年，韩国人口的增长率就仅为0.33%，远低于世界平均值（1.2%），人口老龄化开始出现。

2022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21.8%，这意味着，韩国进入联合国设定的超级老龄化社会。同期的年龄中位数为44.8岁，大于2021年的43.7岁，这意味着44.8岁以下和以上的人各占一半。年龄中位数的增长，显示了劳动力的老龄化，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大重创。

另一重危机在于，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了，死亡率下降的同时，出生率也在下降，这意味着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社会福利负担大幅增加。

抚养比又称作人口负担系数，是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计算方法是儿童（0—14岁）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人口。预计到2050年，韩国抚养比达到0.85，也就是100个青壮年要抚养85个人，而且以老年人为主。

另一个审视养老负担的数据是父母支持比，即85岁以上的人群对50—64岁人群的百分比，该比率用来衡量家庭赡养高龄老人的需求。在2000年，50—64岁韩国人只有3%的老人需要赡养；但到了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超过三分之一。

韩国养老金快耗尽了

当前，韩国养老金体系有三大支柱：一是退休金计划/企业养老金，由企业支付；二是国民养老金计划，企业、个人和政府一起支付保险费，具有公共性质；第三是基本养老金，是给没有缴纳史的老人提供的，是国民养老金制度的补充。

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退休金计划，是政府给公务员的一次性退休金，当公务员工作满20年就可以拿到全额退休金。1970年代初期，退休金制度开始覆盖公务员之外的人群。对于企业雇员来说，退休金计划就像失业保险，当服务一定年限被强制退休或者主动离职后，会得到一笔一次性养老金，是在该公司的工龄×工作最后三个月的平均薪资。

直到1988年，在民主化运动下，才正式启动了国民养老金计划。这个计划有点像我们社保里的养老保险。一开始，为了最大化扩大福利，弥补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福利需求，雇员缴费1.5%，企业缴1.5%，所得替代率却能达到70%。换句话说，养老金非常丰厚，工人负担得少，但是退休的时候得到的很多。结果是，这种低缴费、高福利制度导致了财政的不可持续性。

直到2007年，低缴纳、高福利结构造成长期经济不稳定，缴纳率逐步提高到15.85%，所得替代率从60%降低到50%。到2028年将降低到40%。但实际上，对于工资是普通人两倍的中产来说，他们所得的替代率只有25%，由丰入俭难。

实际情况可能更差。根据韩国第五次财政评估委员会的数据：

1985年出生的人在2050年开始领取养老金，平均加入时间为24.3年，收入替代率为26.2%。

1995年出生的人在2060年开始领取养老金，平均加入时间为26.2年，收入替代率为27.6%。

以近年来国民年金参与者的平均收入为基准，1985年出生的人将获得约75万韩元，1995年出生的人将获得约79万韩元。根据国民年金研究院发布的《国民年金保障板块调查（2021年）》，韩国人退休后每月最低生活费需要约124万韩元，适度生活费约为177万韩元左右。这个养老金替代率显然远远不够。

作为对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的补充，2005年的《退休金法》把退休金计划转变为企业养老金计划，也就是员工和企业同时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费，到退休离职时可以按照一定比例领取。由于这项计划是自愿计划引入的，人们更期待一次性拿到退休金，所以覆盖率很低。

2007年实施的“基本养老金”，给没有条件或者没来得及缴纳养老金的60%的老人提供养老金，条件是65岁才能领取，并且只有每月9万韩元（大约77美元），对缓解老年人贫困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何况，领取的资格审查非常严格。大量边缘劳动者，比如短期合同工、在小企业工作的人和临时工等，都被排除在国民养老金计划之外。

到2010年左右，韩国的养老金体系依然没有可持续性。2011年，韩国政府弥补了高达1.3万亿韩元的公务员养老赤字；等到2040年，该赤字将达到20万亿韩元（相当于200亿美元）。据预测，韩国养老金将在2060年耗尽，给下一代劳动人口带来更大的压力。

被忽略的家庭主妇和自由职业者

2011年，国民养老金计划总目标人群为约3000万，超过1300万人为不适用方案者，主要是学生、公务人员以及交了国民养老金者的配偶。另外，有超过500万的自由职业者没有交上国民养老金。

2010年，韩国自由职业者比例大概在所有劳动者的32%左右，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数据的两倍多。绝大多数的自由职业者是仅能维持生计的小业主。这里面大多数人因为收入不稳定，很难坚持缴社保满10年。

还有很大一部分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孩子养育者而被排除在国民养老金之外。2011年，韩国的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为61.1%，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女性和青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不高。与73%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相比，韩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徘徊在50%左右，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已婚女性一旦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就会被归为养老金计划“不适用方案者”，只要其丈夫是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活跃成员，妻子就无需缴纳养老保险。在1300万人的不适用方案者中，有553万人是丈夫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无业配偶。

数据上显示，30岁起，劳动者性别差距尤其大，这意味着女性一旦结婚，很容易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即便等到生完孩子过几年回到职场，也有可能这辈子都处在国民养老金缴纳不活跃的状态。结果是，很多人必须在老年时依靠丈夫的养老金生活。

假设一个人缴满40年养老金之后能够拥有40%的替代率，那平均到一个人身上就只有20%。在老年贫困中，女性老年贫困则是更为突出的问题。

另一重困境是，随着女性更多地加入劳动力大军，生育率却又受到重创。2022年，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相比起2008年，已经大幅度提高，从50%提高到75%。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女性生育与职场困境的相关性，以至于职场与生育成为二选一的零和博弈。当时数据显示，参加劳动的女性中，有子女的比例为32.3%，呈现逐年下跌的状态。

国会立法调查处发表的《20岁至30多岁女性的就业生育保障政策方向》报告中分析称，30多岁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就业率差距在30%左右，由于工作和生育难以并行，这必然会影响到生育率。

如何解决老年人贫困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全球趋势，在韩国等东亚国家这一趋势尤其严峻。当人口老龄化发生，一种普遍的共识是提高生育率。

从20世纪开始，韩国历届政府都就人口增长和出生率重点采取了对应措施，试图力挽老龄化的狂澜。

2006年，卢武铉政府制定《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后，一年内累计投入200亿韩元（约1亿多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推出现金奖励、税收减免、购房补助等“生育大礼包”。比如，一个韩国家庭如果生育二胎，将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优惠，等等。

在过去的16年里，韩国已经在生育问题上投入了2000亿美元，但收效甚微，生育率一直在持续下降。这大概也能说明，低生育率的成因，并非单一的经济因素，也与韩国家庭张力越来越大，与现代化趋势有关系。

于是，韩国的人口政策，不得不转变思路，承认“低生育率与高老龄化”在未来几十年都是难以撼动的事实。与其将目光聚焦在“人口出生率”上，不如重新审视“老龄化”。

谈“老龄人口”色变的思维，实际上是把五十岁以上人口视为经济负担、没有生产价值甚至需要国家帮助的狭隘想象。

很长时间以来，在韩国，50岁即被迫从工作岗位上离退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没有任何科学证明，这个年纪的“老年人”各方面工作能力都不及40岁的员工（除了需要高强度体力的劳动）。况且强制退休制度所设置的年代，人口寿命预期大大短于当前。

在欧美国家，我们随处可见六七十岁的老年工作者。在中国，我们看到如今五六十岁的退休人群，可能精神状态往往比年轻人更好。

在《老龄化的老虎》中，几位学者从人口、退休金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等角度分析当下“强制退休”制度的弊端，并把取消强制退休、延长工作年龄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退休困境的出路。

在韩国，取消强制退休意味着老年人不必在50岁就被迫从公司退出。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可以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收入，以最大限度衔接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有助于解决老年人贫困问题。2012年，韩国总工会呼吁把60岁作为法定退休年龄，从中长期来说，取消强制退休。

但多年来，取消强制退休，在韩国一直遇到不小的阻力。在全国青年失业率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取消老年人强制退休，被认为是让老人和年轻人抢饭碗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工资高峰制度（年龄越大，工资收入越高）下，企业主也不愿意承担员工延迟退休的支出。

2013年，韩国的《禁止雇用年龄歧视及促进高龄者雇佣的相关法律》修订案终于通过，延长工人退休年龄至60岁有了法律强制意味。不过，开始实施也就在这几年。修订案中明文规定，业主和工会可以根据工作环境条件改变年龄越高、工资越高的惯例，这也解决了雇主的某些后顾之忧。

如果执行顺利，这意味着未来韩国人可以在能拿到退休金的年纪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因此收入不至于断档，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老年贫困的发生，同时最大限度上维持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健康运行。

一个缠绕着人口、劳资关系、福利分配、家庭政治的结构性退休困境，需要几代人的改革和努力。从韩国退休制度和老龄化的讨论，也许可以让我们窥见其他国家的未来。